第二次战争后，为挽救统治危局，一批相对开明的封建官僚发起一场学习西方先进器物和技艺的运动，时以“自强”、“求富”相号召，后世史家称其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遑遑三十载最终蹉跎于封建主义的束缚与官员的百计肥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固守“取新卫旧”观念，兴办实业成效不彰，因应列强妥协退让，无法实现旧邦新造。

　　学习之路异常艰辛坎坷。作为洋务运动中心人物的李鸿章半生以洋务自负，然而一朝败于日本。在时人笔下，他晚年追论称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西洋火器实为利器，由此致力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主张“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等，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然而，脱胎于封建官场的江南制造总局有着天生顽疾，洋务派无可避免地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习气带入企业，企业沦为了衙门。江南制造总局管理上有一套烦琐的官场职别制度，生产上则另有一班人员，实是外行管理内行。此外，还有一批挂名支薪、从不到差的捐纳官员，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是官办企业衙门化的典型表现。每任总办上任即添用私人，至1900年前后，“员司、弁勇薪粮及内地工匠、丁夫工食，每年约支银三四十万两”，整体来看，此类支出占全部经费的40%左右。如此人浮于事、靡费钱粮，恶果便是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是江南制造总局军械生产之大宗，但质量参差不齐，如仿造的雷明顿后膛来福枪“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积压达万余杆。至于火炮，1867—1894年，除旧式劈山炮外，江南制造总局总计生产各式火炮

　　军工企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练兵”和海军事业也是如此。1861年初，恭亲王奕䜣等提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其后清政府从八旗、或湘、淮军中选拔兵丁，成立京师神机营及各省新式练军，进行洋枪洋炮施放技艺训练和新式步法阵式操演。湘军和淮军也进行新式训练，特别是淮军，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使用西洋火器，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更加重视新法练军。1891年，李鸿章奏报淮军“所用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演枪则分行布阵悉照西法”，精锐驻防奉天旅顺口、大连湾及山东威海卫等海防要地，成为清廷倚重的国防劲旅。但甲午战争的战败，暴露洋务派的练兵成效极为有限。据战前李鸿章所报，驻扎在直隶、盛京和山东沿海的淮军及练军总兵力约53281人，基本是当时精锐陆军的全部，半数以上须驻守炮台要塞，能够抽调作战的机动之师仅有21741人。反观日本，在战争期间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的兵力达178294人。平壤一战，清军精锐近两万人战败溃逃，后继出战的湘军和东北练军等亦无战胜之力。洋务派着眼之“练兵”，实际主要侧重新式枪炮演练与新式阵法操演，兵源、编制、军官培养及军需保障等制度却没有根本变革。可以说，当时的清军仅是一支半近代化的军队，即便装备西洋利器，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难与日本陆军相抗。

　　第二次战争后，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开通之士，多承担对外交涉的职责。尤其是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长期负责外交事务，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洋务派主张“外须和戎”，看似努力应对侵略，但面对列强威逼利诱，始终以维护清政府统治为第一要义，甚至不惜接受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苛刻条款。此外，洋务派对近代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缺乏准确认识，拘泥于所谓“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于外交层面屡屡失策，丧权辱国，还深陷“受贿”丑闻和内部纷争，无力承担弱国外交的重任。

　　甲午战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洋务派大员却仍不忘在对外交涉中牟取私利。张荫桓捐纳出身，号称“精通洋务”，曾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后，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实权人物之一，实际负责1895年的俄法借款和1896年的英德借款。据苏联《红档》杂志刊布的外交资料，1898年初，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与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为取得对华借款权，曾利诱李鸿章和张荫桓，许诺事成后分别馈赠50万两、20万两。由于英、俄围绕借款权竞争激烈，俄方的借款计划并未实现，最终清廷仍从英、德借款，即英德续借款。张荫桓于续借款交涉中收受英方贿赂的传言也沸沸扬扬，饱受批评弹劾，双方利益关系并非空穴来风。另据《红档》披露，1898年俄国在强租旅顺、大连的谈判过程中，亦有收买李鸿章、张荫桓的行为。苏联学者立足俄方档案，推断收买政策早在1896年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期间，已有实施。

　　洋务派因“自强新政”的号召而汇聚，认为洋务“犹时务也”。但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仍是用“西学”来维护“中体”——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基于此般政治底色，即便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近代化事业的发展，洋务派也不可能支持推动政治领域的改革，最终只能在时代变局中黯然离场。不宁唯是，在那个士大夫视“洋务”为“夷务”而避之不及的时代，洋务派中虽也有实干之辈，但更多是被利禄驱使之徒，洋务事业难以摆脱以权谋私的龌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果被严重侵蚀。

　　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局限性。1884年，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警告，向西方学习却“遗其体而求其用”，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一批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至甲午战败，单学西方器物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要求政治变革的舆论开始酝酿。然而，在19世纪末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始终不肯再往前一步支持政治改革。其后八国联军侵华，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孙中山试图策动李鸿章“挈两广宣言独立”；章太炎亦上书李氏，请“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然而李鸿章最终接受清廷诏命，入京议和，签下使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的《辛丑条约》。1898年春，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张之洞推出《劝学篇》，继续大谈“中体西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表达洋务派“取新卫旧的共有心影”，以此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变法运动。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重臣，在湖北推行自强新政多年，为维护清朝统治尽忠竭力。但张氏想不到的是，在其身后，湖北会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策源地，“取新卫旧”最终“种瓜得豆”。

　　“小人之有才者”获得参与洋务的更大空间，这些人为利禄驱使，为私利而贪赃枉法，洋务事业中污漫风气日盛。由此，在官

　　年轮船招商局的调查中被发现亏空公款。唐廷枢挪欠六七万两白银，徐润不仅挪欠

　　封建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对内未能富国强兵，对外亦无法有效抵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只是为危机重重的封建统治做些表层的改进